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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四十年，说不完、道不明的上海滩，几多时尚、几多欲望正在坚忍不拔地生成，又有几多时尚、几多欲望正在无可奈何地老去，对我来说，识认这座浩瀚的城市，经验她的丰富变化，感受她的急促呼吸，“新空间”的变迁可以作为一条探寻的脉络：

40年前，上海的大小舞厅在意识形态高压下被抹得一干二净；30年前，上海的所有咖啡馆也在“向左、向左、向左”的马雅可夫斯基式的欢呼声中命如游丝。一切的情调都在极权主义年代窒息而死，一起窒息而死的还有一切可能的奢华。

随后是hotel将这一切作了改变，它重温了上海曾经有过的那份格调，并加以奢华的色彩。

是在上海宾馆的23楼，上海人第一次感受到了迪斯科节奏的震撼，而来自美国的记者，则在疯狂跳动的上海青年男女身上看到了“极权社会崩溃的迹象”；

是在华亭宾馆的二楼，上海人第一次敏感到西方的傲慢：对中国农村和中国城市中那些丑陋事物的展示让上海男女的神经收缩并隐隐刺痛；

是在锦沧文华大酒店的地下室中，上海人第一次被未来将成为城市主流的生活方式所击倒，只有fec方能消费的“海涅根”啤酒不动声色地将不属于这个阶层的任何男女都挡在了它的门外；

是在波特曼炮制的“丽兹卡尔顿”的八楼，上海人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与中国大陆之外城市公民之间的差距：香港阔佬神魂颠倒于韩文扬那条轻舞飞扬的舞蹈之腿，而台湾巴子则以手中的人头马洋酒来宣告一个奢侈社会将以普通男女无法想象的方式提前到来。

hotel以绝对的体量掠夺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上海人的眼球，在城市审美的视角中，hotel彻底地改变了上海的旧有面貌，有效地改写了上海城市的天际轮廓线，因此，它窒息了上海人的审美神经。

到了2005年，公共的hotel已经丧失了它曾经的吸引力，而城市的不断进化正逻辑地需要另外一些新空间来满足上海人的欲求，这些空间一如hotel那么的奢华和优雅，但它们更为私密、更为个性、也更为生活，它就是城市的再次运动：超奢侈小空间。

仿佛为了对应这次城市运动的奢华节奏，2004年10月，北京的世界地产研究院公布了2004年《中国超级豪宅排行榜》，梳理了中国城市中的超奢侈小空间。在这张超级豪宅排行榜的名单中，获得提名的10座豪宅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深圳，北京占了其中的5个席位，分别是碧海方舟、爵世·玫瑰园三期、亚澜湾、紫玉山庄和碧水庄园三期，每套销售价格从数百万元到3800万元人民币不等。尽管北京的豪宅被提名最多，但最顶级的并不在北京，而是在上海，上海紫园，它单套的最高售价达到人民币亿元。

当然，1·3亿的造价不会是“新空间”的一个终结，而居住其中的那个超级富豪也不会是城市运动之一超奢侈小空间的终结者，没有终结，远不到终结的时候，对上海来说。

在超奢侈小空间的一边，我个人还把上海男女的“非常沟通”看成是阐释这四十年以来上海生活的又一个重要视角：

我们不去探访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上海男女发自本能的情感了，这些是可以被充分想像到的情景：发生在淮海坊中一次颠覆了中产阶级固有秩序的“偷情”；潜伏在上方花园中一回挑战了主流文化价值的“轧姘头”，当我们真切地目击着1975年那些在《少女的心》撩拨下蠢蠢欲动的成年的性，我们就明白，没有一种力量，那怕是最恐怖的力量，可以在本质上摧毁上海欲念和上海性爱；也没有一种力量，即使是最神圣的力量，可以在绝对的意义上让人们忘却生命的自然喧哗和生命的自由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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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生命老去；欲望不死（代自序）（3）

进入新的世纪，时代早已不复当年，“非常沟通”也早已不复当年《少女的心》这样简陋的形式，下面这个例子展开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

2005年的情人节前夕，在中国上海，工作于上海某房产公司的周小姐接到女友的邀请，在这个特别日子、特别时刻，思想、观念始终前卫的周小姐应该介入一个时尚活动，它叫作：速配派对。

女友说，在这个“速配派对”上，男女性的比例是平衡的。也就是说，有10个男子，便有10个女子；有100个女性，便有100个男性。他们全都处于匿名状态，既不清楚对方的今天，也不了解对方的过去，他们所知道的只是对方大致的社会身份：白领。关键是，一旦他们中任何一个男子对某个女子产生了兴趣，而这个女子对这个男子的“兴趣”也作出了必要的反应，那么他们之间就可以完成“速配”，当然，这种“速配”不像也不等同于“一夜情”那么的简单，那么的直截了当。

前卫的周小姐拒绝了这次“速配派对”，她有她拒绝的个人理由，她的女友却欣然前往。稍后的某天，周小姐的女友这么告诉她：那天没有一个男人是有“腔调”的，我没有来电的感觉。

“非常沟通”在上海还有这样一些屡见不鲜的例子：

某个星期五晚上，“上岛咖啡”的包房中，六个白领模样的城市人围拢在一张桌子四周，男性每人面前一壶“台湾乌龙”，女性则每人面前一杯“蓝山咖啡”。他们的配比完全平衡：三男三女。那刻，他们中三个男性正滔滔不绝地演说，而女性或笑不露齿、或含苞待放。

这是上海广泛流行的“星期五聚会”，它的基本特点是：各人各出茶水费，随时听从主持人召唤。与“速配派对”一样，他们间也都处于匿名状态，不了解也不在乎对方的一切；与“速配派对”不同的是，“星期五聚会”不直接导致男女双方的情欲沟通，它强调的是在匿名状态下的情感交流，期望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放松氛围中达到两情相悦。

“援助交际”是上海欲望生活中一种更为激烈的“非常沟通”，由于这种形式更多地指向两性交易而不是两性交流，我不认为它表明城市男女情感在新世纪中的剧烈激荡，相反，“援助交际”中有着的是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四马路惠乐里女人的卑下渴望。

而分偶家庭、无性夫妻家庭乃至周末夫妻家庭的存在，却是对传统家庭和这家庭中两性关系的一种革命性颠覆，即使与“非常沟通”完全南辕北辙的“家庭冷暴力”，也对“非常沟通”作着深刻注解，它反常地说明着性在今天城市生活中的一种状况，悲哀的、凄楚的、愤怒的、绝望的状况。

在上海历史中，“非常沟通”从来就没有过一刻的停顿，时至今日，它更是对应了城市的大变迁、大运动和大动荡，作为一种对城市生活具有特别解说力的新情感，构成了诡秘而紧张的情感激流，冲刷着城市旧有道德、旧日秩序的堤岸。

我不奢望自己在一本30万字的书中能够充分说明这四十年上海的“七情六欲”，我可以指望的是自己这四十年中的真切感受：一些曾经激动过人们的时尚已经消失，一些曾经激荡过人们的欲望已经老去。在今天正在时尚潮头上颠栾倒凤的男女们，他们中有多少人明白一张薄薄的fec在20年以前曾给上海民间社会带来多么巨大的震惊？在今天欲望的海洋上随波逐流的男女们，他们中又有多少人可以感受到30年前一个上海青年必须通过一本所谓的黄色手抄本方能胆战心惊地接受或表达一种成年的性？谁还清晰地记得那个来自埃及的肚皮舞娘在“上海滩”夜总会里如同一条非洲蟒蛇那样地扭动？谁还深刻地记取那些在“卡萨布兰卡”中狡猾地穿梭着的上海小姐索要小费时的那份无耻？那个在百乐门19楼“重金属”迪斯科舞厅中被上海美女包围着的马维仁先生现在又在何处谈笑风生？那个以“闪亮开张摩士达”的创意而在上海闻名的王德金先生此刻又在什么地方长袖善舞？“四十年的上海生活一一流逝而去，朔记忆之河而上，我进入城市历史的深部，在风叩门怀的往事中感受着城市心房的跳动”，那是我在上一本书《蝴蝶与英武之脚》中所写的话，

此刻，我重温着我在2002年的一些想法，同时，我再次记起了美国作家墨菲差不多在一百年前说的话：假如你想了解中国，那么，你必须先了解上海。因为，上海是打开近代中国的一把钥匙。我将墨菲的这句话重新组织一下，就成了：假如你想了解当代上海，你就必须知道当代的上海生活，正是在这些关涉本能、欲望、消费的城市故事中，在城市男女“七情六欲”的种种细节中，也许有着一把（只是一把）开启上海之门的钥匙。

换句话说，从1965年那条只有四寸裤脚管的小包裤子到2005年“非常沟通”时候周小姐的断然拒绝，我们感受到了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储藏、停留着40年前绝然不敢表现而今则大肆泛滥的丰富、紧张、激烈的情感。

然而，一切都处于不明地带。

就人性而言，在欲望的、变迁的城市生活中依然是个巨大的谜团。譬如，一个与生俱来便生活在中国核心城市圈中的男人，与一个从外省小镇匆匆赶往超级城市并渴望以自己的一份小小姿色推动城市之门的某个乡村女子，他们间的想法不仅截然不同，甚至殊死对抗；更不用说那些带着大小资本，冷酷地幻想着在城市的快速发展中获得个人或小集团的卑微利益的东西方冒险家了，他们的真实感受又有多少人可以真实地知晓、深刻地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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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生命老去；欲望不死（代自序）（4）

我们最终都将皈依自然。无论是城市本身的反复变迁，抑或人性的反复无常，以及欲望与欲望的生离死别，在自然的面前它们都显得一样的渺小。

自然是一种更大的存在，是一种让斯蒂芬·霍金这样的超级天才也深感困惑的伟大笼罩，在这样的大存在和大笼罩中，一切的欲望和它的历史便显出了真正的微不足道。

最后，特别感谢曹忠铨、杨少伟、黄汉民、廉晓博、徐云、钱志磊、何宇等先生，他们在我写作《上海七情六欲》的时候，分别给了许多的帮助。

至于我对陈先法先生的感谢，则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帮助我将我在漫长岁月中积累的感受化成了文字。

2005年4月1日晚上22点

王唯铭于康健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