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电视上的不同影像，上海在1986年受到了一次真正的足球培训，这次培训所获得的种子将在未来的土壤中生根发芽，上海不同阶层的男女，注定在未来的时候扑向足球这个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时尚，

依然借助于电视机，春节晚会这个特殊的空间以及在这个空间中诞生的艺术样式，在1986年对上海人民产生了压倒性的影响，从而构成一个文化事件并成为一种城市时尚。

开始的时候还要更早。

1984年，身材着实有些问题的张明敏，一身白衣白裤地登上了春节晚会的舞台，那时的他，通过电视传播，以一首并不怎么样的《我的中国心》而一夜红透中国，当然也包括上海。张明敏不同于张行，《我的中国心》也不同于《阿里巴巴》，但张明敏和他的歌曲由于对应了“解冻”的时代氛围，对应了《霍元甲》电视剧播放后在民间社会激发的那股大中国情绪，理所当然地由当年中国蓝领阶级的一员一跃而为1984年最红的歌星。

上海象中国其他地区一样从1984年开始关注起春节晚会，关注起张明敏等人带来的那股无与伦比的清新。到了1986年，这种关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顺便说一下，1987年的春节晚会由于出现了气质非凡的费翔和他的《故乡的云》、《冬天里的一把火把》同样广受关注。这个1米93的中美混血儿，他的蔚兰色眼睛迷倒了多少上海女子，“狩猎者”曾不止一次通过自己的耳朵和朋友们的转述惊讶得知，那些平日温文尔雅的上海女子，此刻突然变得如癫如狂，她们疯狂地想像着能为这个蓝眼睛中国人宽衣解带，对费翔，她们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的肉体成为一座位“不设防的罗马城市”。

1989年，又一个歌手来到我们的身边，但他并不借助电视机，他甚至拒绝电视机，拒绝春节晚会这个俗烂的大众空间。他就是崔健，一个真正影响了未来中国青年精神世界的歌手，一个如同美国鲍勃·迪伦那样的歌手。

这个年度，这个其貌不扬的青年登上了远离上海一千三百公里的北京展览馆的舞台，和他的伙伴开始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他冲着这个世界愤怒地咆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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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翔的蓝眼中没有崔健们的愤怒（2）

我曾经对你问个不休，你这就跟我走，可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今天，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不蒂是反城市有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支尖利的号角，对日益泛滥开来的浮华、美艳、奢侈、香软、绮丽、自鸣得意的城市生活，崔健以荒芜的北方大地、北方河流、北方天空的名义给了一个干脆的“呸”，就象20年以前那些人类文化的“强硬叛徒”通过电视摄像机镜头，用中指向他们恶心的美国作了一个同样恶心的手势。

1989年，中国的左翼激进主义者赞赏着崔健，赞赏着他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他们在他的摇滚歌曲中感受到了一种激荡，理解了深藏其中的那份炽热情感，明了在时代的冰山底下有一股真正的熔岩在奔腾。

因此，无论崔健意味的是破坏性还是建设性，他都是这个时代的旗手。也因此，尽管由崔健所代表的中国摇滚从来不是地上时尚，但它发出的激越呼喊，经由北方而震荡了南方、震荡了上海。当上海部分女性正对蓝眼睛费翔作着她们无需伟大的弗洛伊德解析的“白日梦”，上海的部分男性则沉迷于摇滚乐的煽情性、鼓动性和歇斯蒂里之中。摇滚乐成了上海青年的帮派边界，在极端的上海摇滚青年眼里，一切不能摇滚的人们不是一些生命力尽丧的家伙，就是对人类音乐的理解有着致命的缺陷。他们要求所有热爱音乐的人在摇滚面前作出选择：是做一个风花雪月、但勃起却十分艰难的伪男人，还是做一个能够在音乐中寻找自己追求的真理，并对一切腐朽文化作出反抗的理想主义者？

有意思的是，这些极端的上海摇滚青年，不久以后，也在他们热爱的音乐里面兑上了水份，他们很快就与世俗的人们拉近了距离，进而变得完全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将摇滚当成了一种时尚，一种可以任意玩赏的城市时尚。

“性”登堂入室，还有三毛、邱岳峰的浪漫

1985年至1989年，文化继续以它的力量对上海青年施加着影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本土文化的份量在不断加重。

（）.

1985年，上海的青春男女通过《芙蓉镇》影片，目睹了姜文与刘晓庆那次长达4分23秒的接吻，当然，上海的青春男女不再为这个接吻而失魂落魄而心猿意马，早在60年代末，他们曾在阿尔巴尼亚影片《沧桑》和《广阔地平线》前表现得毫无风度，他们也曾在《列宁在1918》的那条俄罗斯美腿面前一如一条丧家之犬。

1987年，上海的青春男女在电影《老井》中看见了张艺谋先生钻进寡妇被子这个镜头，这回，他们多少有点兴奋，是性兴奋；到了1987年，《疯狂的代价》在上海上映，上海的青春男女在中国影片首次出现的强奸镜头面前是否热血贲张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当中国政治进一步清明，当意识形态那块天鹅绒般沉重的幕布进一步掀开，逻辑地，对性和泛性的描写因此就进入了各种影视剧，不过，与其说它们在挑逗什么，还不如说它们在公开什么。对上海这座开埠于1843年的城市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她的热情持久地保持，热情之后常常是见多不怪的无动于衷，1989年油画人体大展在上海丧失了全部的轰动效果，就是这座城市高雅的冷漠的必然结果，相比一千三百公里之外北京人在油画人体大展上所生发的“肾上腺暴动”，上海的冷静就更加耐人寻味。

这个时段，琼瑶出尽了风头，仅1986年，至少20个以上的出版社同时出版了这位台湾女作家的言情小说，而后根据她的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在各地录像厅里几乎场场爆棚。这时，在低级的商品化社会中乐此不疲的人们已经抛弃了以卢新华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和以韩少功为代表的“寻根文学”，但他们的泪腺还在工作，现在为一个叫琼瑶的女人工作。他们心驰神荡于这个女人提供的所谓的浪漫故事中，泪水长流地想像自己就是秦汉那样的白马王子或林青霞那样的小家碧玉。

与琼瑶在同一时段招摇过市的女子叫作三毛。

这是另外一种浪漫，她提供的不是城市男女渴望的光鲜情感（在这种光鲜情感背后，其实是普通的城市男女对软香温玉生活的不死的追求）。三毛将她的爱情放在远离城市的所在，放在严酷地考验人类生存的不毛之地。谁也没有对三毛设置的场景和细节提出疑问，这就如同很少有人对琼瑶的故事和影视剧给予“伪浪漫”的置疑。在1986年到1989年，两个女人和她们各自炮制的文化成了最动情的时尚，人们吮吸着她们硕大乳房中流淌的时尚之水，人们在这样的吮吸中因此而眩晕。

在另外一个层面，有一个人，不仅成为上海的时尚，而且，对部分上海的青春男女起着深刻的影响。在这个人离开城市二十多年之后，曾受他影响的人之一，上海东方电台节目主持人晓林每每在饭桌上，都会以一段对他唯妙唯肖的模仿而将时光再次拨回：